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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中超限薪并不容易 球员普遍签长约成难题

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触及到利益的改革,越往后难度越大。此前,中国足协在4月份的财务会议上抛出了《财务监管规程》,中超和中甲一线队注册球员薪资不得超过“盈亏平衡累计总收入的75%”、中超和中甲三年累计亏损分别不能超过4.5亿、1.35亿,成为财务监管的重点。

提高俱乐部准入门槛、严格梯队建设审核、限制球员身价……在祭出一系列重拳后,中国足协对中超俱乐部的限制政策还没有出完。为了打击限制球员转会身价后俱乐部变相使用高薪引进球员的做法,中国足协即将出台限薪新政。上周,中国足协在新疆召开中超、中甲俱乐部财务工作会议,研究建立俱乐部财务健康体系,其中重点研究了控制球员薪酬的问题,中国足协将马上出台限薪令。按照此次会议研究的计划,到2021年,所有一线队球员薪酬总和不能超过俱乐部总收入的75%。

中国足协实施财务监管,目的是让职业俱乐部的财务更健康,创造良好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环境。职业联赛的主体是各俱乐部,他们的很多决策,非中国足协能够掌控。如果强行实施,等于用红头文件干涉足球市场;如果不实施,内外援的薪酬的确到了严重畸高的程度。这种情况下,给中国足协的财务监管提出了更多难题。

回顾

4月份的财务会议,就是为了与各俱乐部协商沟通此事。会议期间,对《财务监管规程》进行了讨论,一些俱乐部的财务总监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俱乐部不可能达到财务监管规程中的要求。因为是征求意见,会议并没有出台决议性的东西。从现在收集的各方信息看,中国足协要想推行《财务监管规程》,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只要原因,还是卡在一线队注册球员薪资不能超过总收入与的75%,以及三年累计亏损不能超过4.5亿和1.35亿这两个指标上。

俱乐部营收不达标

以广州恒大为例,2017赛季的营收为5.28亿元,俱乐部职工薪酬为12.42亿元左右。按照财务监管规程中的设计,母企业可以用增加股东权益或者捐赠的方式提高俱乐部的“盈亏平衡累计总收入”,但是中超俱乐部三年最多不能超过13.5亿元,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最多增加4.5亿元。5.28亿加上4.5亿为9.78亿元,可用于一线队注册球员的金额为9.78亿乘以75%,即7.335亿。

18年前的限薪无疾而终

在广州恒大12.42亿元的俱乐部职工薪酬中,绝大部分肯定是一线队注册球员的薪酬,7.335亿元显然无法满足。

限薪对中国职业足球来说并不新鲜,早在1998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伍绍祖就提出过限薪。一次在谈到中国足球发展的问题时伍绍祖说:“我多次告诫搞足球的人,你们的收入太高了,这样搞下去最终很可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足球改革难以维持下去。”1999年,伍绍祖在海埂参加全国甲A领队和教练员会议时说:“收入太高可能危及整个足球的改革。”于是,2000年中国足协就发布了限薪令并严格执行,与薪水挂钩的转会费也被控制在500万元以内。

这种情况下,俱乐部要想达到财务监管的要求,势必要减少球员的收入。一旦减少收入,就可能会带来无法预测的各种问题。每个职业球员都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工作合同,里面约定好了球员的薪酬,很多国内球员签订的是5年合约期,一些外援的合同期限也是5年,如果单方降低球员的薪资,不管幅度进球数,都会出现很大的麻烦。正是因为如此,不少俱乐部觉得实现监管规程中的指标比较困难。

2002年,中国足协对甲A的薪酬做出明确限定:甲A俱乐部的工资、出场费标准是,运动员月工资最高限额12000元,教练员月工资最高限额18000元,胜场次全队出场费最高限额400000元,平场次全队出场费最高限额150000元。同时,足协要求甲B、甲A俱乐部拒绝向转入的运动员支付各种形式的签字费。然而,限薪规定随后日渐松懈。2004年,足协出台了限薪令细则,宏观上规定俱乐部每年发放的球员工资、奖金不能超过其一年经营收入的55%,至于单场薪水、奖金数额则不具体限制。当时足协规定,中超俱乐部一年的经营收入必须达到3000万元,以此标准计算,工资、奖金总额必须控制在1650万元以内。实际上,像山东鲁能这样的俱乐部,当时一年的工资、奖金总开销约四五千万。所以,中国足协在2007年不得已放开限制,中国职业足球第一次限薪举措宣告失败。

另外,如果中国足协强行实施《财务监管规程》,也会滋生其他的问题。比如北京中赫国安高层对中超公司续约耐克10年说不,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既然中国足协要限制俱乐部的投入,就应该想尽办法让俱乐部扩大收入。北京国安自己进行球衣招商,每年的现金收后入为1亿元,是中超公司分成400万的25倍。假设财务监管规程中不硬性要求亏损额度和薪资的比例,可能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现状

财务改革,直接涉及到各方的利益,的确很难。在财务改革的过程中,俱乐部首先接受的应该是账务规范,然后再慢慢去设置亏损红线和薪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

球员薪资居高不下

俱乐部增收却无法减亏

俱乐部经营性收入低,收支不平衡,是中国足协首次限薪举措失败的根源。2018年,中国足协计划再次推出限薪令,如今俱乐部的收入显然远远超过10多年前。2016年底,肆客足球和欧迅体育发布了《2016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这份报告中提到了中超俱乐部的盈亏情况:2016年中超俱乐部总收入达87.33亿元,其中江苏苏宁以12亿元排名第一,上海上港以10亿元排名第二。虽然《2017中超联赛商业价值报告》至今仍未出炉,但预计个别俱乐部去年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如上海上港2017年收入高达20亿元。

虽然近年来中超俱乐部的收入逐渐增长,但各家俱乐部仍处于严重的亏损状态,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2017年亏损9.87亿元,上海上港仅2017年上半年就亏损5.73亿元……俱乐部亏损的主要原因是球员薪酬太高。2017年11月,体育数据网站Sporting
intelligence发布了2017年度世界各大体育联盟薪资排行榜,中超以5.032亿美元的总薪资排名第11位。如此算来,中超16支球队总计495名球员,年平均收入约646万元人民币。薪资平均值前三名球队分别是上海上港、天津权健、河北华夏幸福。占中超球员数量10%的外援薪水总额,超过中超总薪水的75%。俱乐部收入连年上涨,但亏损却越来越严重。

新政

限薪令非终极目标

3年后进行财务合规考核

中国足协此次提出限薪的重点内容是:职业足球俱乐部每年用于支付已注册的一线球员的薪酬类支出不得超过全年收入总额的75%,如果该比例超过75%,中国足协将认为该职业足球俱乐部不符合财务监管要求。

对于中国足协提出的总收入75%的比例,本次财务会议并未形成最后的决定,因为薪酬类支出占总收入的比例上限设为多少合适,各俱乐部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中国足协接下来将继续与俱乐部商议。无论如何,中国足协推出限薪令是势在必行,这也是为了控制俱乐部薪资与支出的总额,确保俱乐部建立健康、良性的财务体系。从目前中超的态势来看,如果出台限薪令,拥有大牌外援的上海上港、北京国安、天津权健、河北华夏幸福、大连一方等俱乐部将受到不小的冲击,此外,广州恒大、山东鲁能届时也将面临不小的冲击。

除了推出限薪令,中国足协还拟定于2021年对俱乐部进行财务考核,俱乐部2021年必须提交2018—2020年盈亏平衡计算结果,累计亏损不得超过“3年累计亏损限额”,即中超俱乐部累计亏损限额4.5亿元,中甲俱乐部累计亏损限额1.35亿元。具体到每一年,也分别有明确限制,以中超联赛为例,2018年亏损不能超过2亿元、2019年亏损不能超过1.5亿元、2020年亏损不能超过1亿元。

新闻观察

中超需要节流,更需要开源

2017年推出限制转会身价的规则,2018年准备推出限薪令,中国足协的目标是到2021年中超俱乐部全面止亏。为推动职业足球俱乐部健康、良性、可持续发展,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针对中超的高消费、提前消费现象出台了一系列规则。

目前来看,这一系列规则出台后收到的效果还不错,相信限薪令出来后,中超俱乐部的支出还将大幅度下降。但就在现今的中超而言,限制球员转会身价、限薪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确实能让俱乐部减少支出,另一方面则可能给热闹的中超浇上一大盆冷水。仅仅以2017年的限制球员转会身价规则为例,规则出来后,2017年中超夏季转会窗口投入大幅度下降,2018赛季中超冬季转会期,如果不是北京国安和大连一方在收官阶段突然发力,2018赛季几无大牌外援加盟。2017年岁末,中超能在亚足联的技术排名中首次名列榜首,外援功不可没,首推便是上海上港花重金引进的奥斯卡、胡尔克、埃尔克森和艾哈迈多夫,这4人帮助上海上港打进了亚冠东亚区决赛。高水平外援的离开,则会让球队的成绩大幅度滑坡,比如保利尼奥的离开,导致广州恒大本赛季8轮后仅列第三位。至于靠引进外援曾风光一时的江苏苏宁和天津权健,一个上赛季艰难保级,一个本赛季联赛8轮之后距保级区仅一步之遥。没有了高转会费和高薪水,中超拿什么来吸引高水平外援、提高俱乐部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

当然,引进高水平外援只是提高中超竞争力的一个途径,对俱乐部而言更重要的还是深挖内部潜力,在青训、梯队建设上做好文章。在足协即将对俱乐部提出财务考核的大背景下,各俱乐部必须调整经营思路,不仅要有节流思维,还需要不断开源,俱乐部收入来源不能仅仅局限于门票、广告、转播权、特许商品销售这些方面,还应该挖掘出更多的收入来源。

本组稿件由记者 胡锐凯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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